一家纸业公司组织打假维权，却被仿冒企业所在地的主事官员告知该企业事关地方税收、就业，不能一下子关闭，需要慢慢“转型”;同样一个节能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诸多看不见的隐性成本像是捆住企业的“绳索”，不仅抑制企业创新升级、提供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时下企业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成本’。”一位资深的金融界人士说。

企业 “臃肿”且“体虚”

成本，是企业经营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但从记者调研情况看，大多数企业的“成本”负担仍较为沉重。

面对企业“降成本”的迫切需求，记者历时两个月，横跨东中西部，覆盖全国1/3的省市区，以“独立问卷+走访调研”的形式，了解分析当前企业面临的“成本”困境，力图通过对500家企业的有效问卷数据分析以及采访实录，尽可能还原目前企业成本负担的真实状况。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臃肿”且“体虚”的胖子：一方面，他自身重量大、负担过重，即成本高;另一方面，他身体虚弱，气色不佳，即盈利能力差。

根据问卷统计显示，在记者调查的500家企业中，有59.7%的企业表示当前利润较低，有13.3%的企业已经出现亏损;有65.2%的企业表示当前销售一般、订单不足。其中“用工成本上升快”“融资难”“原材料上升快”“税费偏高”“社保负担重”分别位居企业“困难榜”前五位。

企业到底有多“臃肿”?一位地方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过去十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远高于GDP和企业利润增长，‘五险一金’甚至比一些欧洲国家还高，很多企业承受不起。”

江西省某地级市工信局一位负责人从企业税负角度分析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占整个运营成本的40%，县一级可能更高。”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融资成本后发现，目前国内最便宜的借款成本约为年利率6%，仍是美国的2.4倍。

“成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的可计量有的不可计量。简单理解，收入与利润之间的差额便是成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说，对企业来说，收入、利润的减少，或两者同时减少，都会造成“成本”增加。换句话说，收入和利润水平，可以从侧面映射成本的高低。

记者梳理了国家统计局近20年有关工业企业的收入与利润水平发现：1998年国企改革以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一共出现了3次较大的周期性下滑，分别是1998年国企改革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期。相较之下，现阶段的企业经营情况，较金融危机时期有所“恶化”，但好于上世纪90年代末。

“时下企业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成本’。”一位资深的金融界人士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出口优势在不断弱化，随着土地成本升高，劳动力工资增加了3至5倍，再加上税费成本，企业不堪重负，尤其是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已面临全面萧条。

隐性成本捆住企业手脚

记者调研发现，已经“虚胖”的企业还承受着诸多“隐性成本”。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像是捆住企业的“绳索”，不仅抑制企业创新升级、提供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问卷数据显示，45.3%的企业对当地政府简政放权工作表示满意，但认为政府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其中对“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呼声最高，占比37%。数据分析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乱伸手”带来的不当干预和企业的盈利密切相关。其中，认为“政府干预及政策不稳定”的企业中有50%“利润较低”;认为其他“灰色”成本高的企业中有53.3%“利润较低”。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成本。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的欠缺增加了企业维权成本。“为什么目前供给质量不高，就是‘山寨’太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过去仿造是为了“追赶”，现在却阻碍了创新。国内某著名纸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被华北某县五六家企业仿冒生产。企业组织打假维权时，当地领导竟表示，这些企业事关当地税收、就业多个方面，不能一下子关闭，需要慢慢“转型”。

另一方面，传统的税收激励方式不利于企业从事创新性投资及科技研发活动。重庆伟岸测器公司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原材料经过研发到销售，增值部分相比加工贸易企业高出很多，但这也意味着要缴纳更多的增值税。反之，强调做大规模而不重视创新的企业增值少，就可以少缴税。

——制度成本。一是技术和产品供给受制于政策供给。二是地方利益凌驾于产业之上，增加企业投资成本。三是审批管制夹杂隐性成本。

中部某省一位政协委员到企业调研发现，同样一个节能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

——垄断成本。广州市委政研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医疗、体育、文化、旅游等既是公共事业，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推动的产业。企业愿意干，老百姓也需要，问题在于这些领域门槛过高，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便进入，也往往因为没有话语权而很难有发展。

松绑：减少管制+减税

受访的企业和相关专家认为，为企业降成本，首先要为企业“松绑”。“要给企业减税降费，同时放松管制、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志彪说，这就是既要“宏观经济稳定”，也要“微观经济放活”。

微观放活，意味着尽量减少制度和政策羁绊，为企业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环境。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则进一步提出：“不打扰并不意味着服务和市场监管缺位，比如为企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这是从政府层面为企业降成本的更深维度。”

三胞集团副总裁岳雷说，从2014年开始，他们陆续收购了英国老牌百货集团House of Fraser、以色列最大的养老服务企业Natali以及美国上市公司麦考林、连锁企业Brookstone等，都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这说明微观经济体的活力和潜力，可以通过在市场发展来驾驭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认为，为企业降成本，主要是降低政府一侧的成本，核心是通过减税降费，让企业能腾出手来搞创新研发。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说，税收成本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几十万、上百万家企业扭亏为盈，避免倒闭。“但不能满足于当前只在边缘税种上小打小闹，需尽早选择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全面下调税率”。

“降成本地方政府也可主动作为，如加强对地方性收费的规范清理及部分不良摊派的查处整治。”大连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靳国卫说，东北地区企业的社保和各种费用负担很重，占比将近工资总额的50%，如不在降低企业成本上做文章，东北振兴将举步维艰。

浙江杭州凯泰资本首席合伙人徐永红认为，过去的税收体制是建立在国有纳税主体模式下，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未来经济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财政税收体制宜从系统上进行完善，要适应消费型经济的社会形态，以个人所得说、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为主。财税体制要科学设计，支持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企业。（转自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