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碳排放国，近日中美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将力争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这势必对中国能源结构、发展格局乃至全球能源格局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气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乏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想借发展低碳经济，通过能源产业转型和新能源产业革命的方式再造经济增长，也想再次争夺全球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政府在APEC会议期间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文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借APEC的全球影响力表明中国在控制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决心，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将“APEC蓝”永久保持下去。在中美碳减排协议中，中国承诺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的20%左右，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谋划能源结构和布局，必须下大力气加快发展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新兴替代能源。按照循环经济中有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积极推动能源循环高效使用。首先，需要大力发展节能、低噪、环保的电动汽车，这是缓解中国石油资源紧张、减少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中国需要完善硬件设施以及配套服务网络，出台鼓励实施细则，大力提升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其次，要发展低碳电力，提高电力新能源份额，要积极发展风电、光电、核电、水电等新能源。目前，国家正在努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并积极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未来我国亟待制定完善资源真实成本定价体系，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支持清洁生产技术发展等。此外，中国能源结构的改变也需要依靠全球能源合作，不仅仅是天然气、页岩气等资源，在风能、低碳电力、智能电网等其他领域，也可以通过共同开发、共享技术等形式，在建构能源共同体的范畴内开展合作，促进中国传统能源结构尽快调整升级。以中美为例，美国在低碳技术、低碳管理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中国企业也可以参与到美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双方在碳减排方面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巨大。有观点认为，碳减排都是需要勒紧裤腰带的，但事实上，碳减排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实际上，能源效率“碳减排”权早在10年前就成为可以追逐的资产。“碳减排”权所以受到追崇，是作为强制性公共产品的物权可以相互转让，进行交易，即碳交易。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而诞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让全球稀缺资源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数据显示，《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排放市场一度辉煌，并且实现了每年大约1000多亿美元的全球碳市场规模。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目前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居全球第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发达国家在2012年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其中一半是以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形式实现的，而中国占到2010年世界总CDM潜力的35%-45%，相当于拉美、非洲和中东的潜力总和。随着中国到2030年碳减排的新承诺，中国已被看作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也表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最大的国家。以中国碳减排投资为例，中国要实现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共累计增量投资14.2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需占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此，依托碳减排和CDM市场潜力，中国可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实现经济增长引擎转换。(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转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