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为应对气候问题做出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承诺：去年12月签署《巴黎协定》，承诺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今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确立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将朝着更加可持续、低碳、服务型的经济模式发展。眼下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重大的高层承诺落地实施，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贯彻执行。

低碳转型的趋势

由于大量建筑聚集在城市，所以城市已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随着中国城市经济向服务型模式转变，曾经主导城市经济的重工业将逐渐被关闭或迁移，建筑占城市碳排放清单的份额将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也将继续扩大：过去35年内已有5亿人口迁入城市，“十三五”期间预计还将有1亿人口迁入城市，这意味着更多的建筑以及更高的建筑能耗。

中国的某些特大城市已体现出这一趋势。以北京为例，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位居全国第一，5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建筑物。上海中心城区的情况类似，上海长宁区建筑碳排放比重已达75%。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服务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建筑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经济转型平稳过渡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履行碳排放承诺至关重要。就在几天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Birol)警告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浪费和低标准建筑，将使全世界的温室气体高排放现象持续数十年之久；眼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确保这些建筑在能效和安全方面都达到高标准。

巨大的融资缺口

为了控制建筑的碳排放，中国的城市既需要推进高星级绿色建筑，又需要对数百亿平方米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但这些资金从哪里来?

根据保尔森基金会、彭博慈善基金会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新建绿色建筑与既有建筑改造需耗资1.65万亿元人民币（约2540亿美元）。公共财政能提供的资金不到10%。过去八年中，中国对北方地区8亿多平方米的居住建筑进行改造，这的确是一项重大成就，但政府补贴超过80%，使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中国还有数百亿低效老旧建筑亟待改造。必须制定新的财政政策，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和机制，以打破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壁垒。

此外，过度依赖公共财政和不合理的激励结构导致政府干预过强，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建筑节能市场。最终，资金短缺会使中国的城市建筑温室气体排放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

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建筑节能领域缺乏积极的、长期的政策引导，也令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目前，中国绿色建筑在立法方面一片空白，也没有走向零能耗建筑的长期路线图。新建绿色建筑是开发商或业主的自愿性行为，而建筑节能规划仅囿于五年期限。因此，企业不愿投资回报期超过五年的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的研发。

此外，绿色建筑目前评价多依靠设计阶段图纸，很难保证绿色建筑实际运行后的绿色性能。这也是中央财政不愿落实财政激励的原因之一。

信息不透明也增加了融资的难度。已有条例规定要求公示建筑能效数据，但从未切实执行。市场缺乏明确的建筑能耗信息，消费者也就无法发现节能建筑；节能服务公司无法找到高能耗的建筑；而业主也无法得知自有建筑的能耗水平。

解决之道

首先，政府应该制定长期的国家建筑节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最终目标是零能耗建筑。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还应制定清晰的路线图，强制性持续更新建筑节能规范。这将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鼓励社会资本和投资者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政府还应该采取多样化和创新的融资工具，包括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建筑产业基金以及城市节能改造债券。同时，政府应给予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建筑贴现贷款，以鼓励开发商建设更多的绿色建筑。此外，政府还应敦促银行向购买绿色住宅的消费者给予优惠贷款利率。报告建议，建立绿色建筑担保机制，结合第三方评价机构体系，就能构建绿色建筑的增信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绿色建筑，也使得中央财政敢于采用各种奖励补贴工具推广绿色建筑。

国际金融界也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绿色贷款和绿色基金。中国还应该考虑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国内建筑节能改造或绿色建筑项目时，放宽投资额度限制以及资本汇入汇出额度限制等。

换言之，中国建筑节能市场的现状是政府经常干预，缺乏长期的国家建筑节能政策，绿色建筑市场的潜在需求被压抑，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但中国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排放目标，发展建筑节能市场至关重要。建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回报和碳减排的机会，但若要充分发掘这些机遇和潜力，就要做到信息透明，制定以市场为中心而且协调一致的政策，这样才能鼓励社会资本踊跃投入。

关于作者

莫争春博士是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执行主任,主要负责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城镇化。（转自北极星节能环保网）